三、肝癌病理地区差异　过去认为不同国籍与种族病人HCC病理均相同。直至1984年Okuda和Peters交换日本与美国的尸检资料，发现HCC肉眼标本有很大差异，有包膜HCC在美国很少见，而在日本约半数HCC可见到纤维包膜，这种差异亦在临床上反映，包膜良好的HCC生长缓慢，至晚期才浸润门静脉，显像表现亦不同于其他类型肝癌。为此他们和Simson倡议了一种新的HCC大体解剖分类法，按HCC生长模式分为“膨胀型”（有或无包膜）、“播散型”、“多结节型”和其他类型。并且在南非黑人中，肿瘤以外的肝实质极少有肝硬化，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病因学密切相关。然而Kemeny等观察西方26例连续切除的伴肝硬化的HCC形态学，发现20例（76．9％）呈膨胀性生长，6例呈浸润性生长（P＜0．01)，认为西方伴肝硬化HCC病理特征与东方所见相似，肿瘤常有包膜。
　　不同地区的HCC显示不尽相同的生物学行为。Chedid等采用抗生物素－生物素过氧化酶复合法检测135例HCC，其中97例为美国人，38例为阿根廷人。美国患者AFP阳性率为43％，抗胰蛋白酶（AAT）41％，HBsAg17％，Mallory小体48％，少数HCC呈HBcAg和丁型肝炎抗原阳性；阿根廷患者AFP阳性率为26％，AAT18％，其它抗原均阴性。提示HCC抗原的不同差异，可能与多种因素有关。Yoshida等分析41例南非及47例日本HCC活检标本中DNA含量。根据弥散程度DNA分布模式分Ⅰ、Ⅱ、Ⅲ、Ⅳ型及低倍体（Ⅰ、Ⅱ型）或高倍体（Ⅲ、Ⅳ型）。发现南非HCC比日本HCC中高倍体发生率显著高。而且Ⅳ型在南非比日本患者更常显著出现。这两种民族HCC中DNA分布模式的差异可影响南非和日本HCC生物学特征和临床表现。
　　同一地区不同民族HCC表型不尽相同。Sumithran等报道，居住在马来西亚城市的华人和农村的Senoi土著族人患HCC都是常见的，而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，肝肿瘤也有一定的差异。作者研究了267例华人和56例Senoi人的HCC，发现①Senoi人HCC发生比华人年轻（平均36岁对58岁）；②男性发病率比华人更高（性比16∶1对4．2∶1）；③几乎所有Senoi人HCC与肝硬化（98％）有关，而华人为74％；④Senoi人肝硬化伴有大量淋巴细胞和浆细胞浸润，肝细胞广泛、不规则的坏死及结节周围点状坏死，显示慢性活动性肝炎；而华人HCC合并肝硬化一般不活动，在不伴肝硬化的HCC，癌周肝细胞仅有轻度非特异变化，有些门静脉区存在少量淋巴细胞浸润，但无点状坏死、不规则的肝细胞新生和任何显示隐性慢性活动性肝炎存在；⑤所有Senoi人HCC癌周肝组织均存在大量的HBsAg，而华人HCC中，伴硬化者HBsAg阳性率为78％（154／197），无硬化者为76％（53／70）；⑥尸检时肿瘤肉眼所见存在种族差异：36例华人HCC，巨块型占78％（28／36），结节型为22％（8／36）；而16例Senoi人HCC，弥漫型为81％（13／16），常与肝硬化在肉眼上难于区别，仅19％（3／16）为巨块型；⑦华人HCC大多数（78％）存在轻度肝细胞不典型增生，而Senoi人HCC大多数（87％）存在中度或重度不典型增生。作者认为两个民族尽管HBV都是HCC重要的致癌因子，但在HCC发生机理上可能存在差异。
　　四、结语　肝癌病理流行病学为肝癌病因和临床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。尸检显示，全世界肝癌发病率呈上升趋势。全球而言，HCC周围肝组织HBsAg阳性率从9．52～94％不等，有的甚至差10倍之多，提示各地区HCC的主要病因不尽相同，预防战略应因地而宜。HCC中p53基因249突变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。研究表明，在AFB1高暴露地区，如南非和中国某些地区249点突变率为30～67％，而其他地区极少超过10％。肝硬化并发肝癌率从低发国家的10％左右至高发国家的50％左右，这可能与肝硬化的病因与类型有关。然而HCC合并肝硬化率比较接近，但也有例外。比较了美国和日本HCC，发现美国人HCC有包膜者甚少，而日本HCC半数有包膜，提示不同地区HCC的生物学行为不尽相同。有人观察到HCC存在着明显的种族差异，这些均值得进一步积累资料，并探索其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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